望 南 坡

吉方君  著

吉方君，本名高永祥，湖北蕲春人，1976年参军，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军某部服役。第六届“胡风文学奖”得主，湖北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转业前后，先后被榆林基地司令部、南海舰队司令部和湖北省委组织部“借用”，赴广西、新疆等地执行任务。回乡后任教12年，中教高级（副教授），比较文学研究生。1995年调入县教委，历任教委办副主任、政工科副科长等职。从事党建舆论宣传10余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中国社会报》、《湖北日报》和《人民教育》、《中国教工》、《人民公安》、《党建研究》、《领导科学》、《统一战线》、《领导工作研究》、《湖北教育》、《湖北组织工作》等报刊发表调研理论文章和新闻作品500百余万字，多篇作品在国家和省市获奖。近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在《解放军文艺》、《神剑》、《战士文艺》、《西北军事文学》、《西南军事文学》、《山西文学》、《山东文学》、《芳草小说月刊》、《厦门文学》、《辽河》《雪莲》等刊发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和报告文学。

自序

《望南坡》原本是我怀念祖母的一片散文，最初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佳作欣赏”栏目里，其后《黄冈日报》文学副刊转载，并获“胡风文学奖”。走上教坛以后，我写过一些散文随笔，调入县教委机关从事文字工作以后，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但是能给朋友们留下记忆的，或者说是能够得到朋友们首肯的，恐怕首先要推这篇了。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这篇并无华丽词藻、篇幅也不太长的文字，何以够得到朋友的错爱？我自以为写得很好的一些篇目，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大约这篇是我蘸着真情和心血写就的吧。

几年前有朋友建议我出本集子。其实我也想借结集文稿的机会，好好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只是这些年东奔西忙，将出集子的事情一拖到拖。现在总算如愿以偿，可以告慰祖母于九泉了。

《望南坡》收录了笔者从18岁参军至现在30多年间的部分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和部分纪实作品。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共和国30年来的起伏跌宕和发展壮大，也能看到一个农民儿子由高中生到海军战士、由退伍兵到民办教师、再到机关干部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她所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卷一 故乡红叶（散文）

望南坡

望南坡是村后山的一片古老的坟地。上小学从山下的一条羊肠小道上经过，我总是结伴而行。有一回，因贪玩误了课，放学后被老师单独留下来补课，迟回家时独自走过这里，被一座连一座的坟吓得毛发竖立，跑回家心还在“咚咚”地跳呢。祖母见我被吓成这样，就跺着脚说：“天灵灵，地灵灵，快为我儿定了魂！”又安慰我说，“莫怕莫怕，那里有先人在护着你哩！”

这之后，我放学回家经过这里，祖母常在坟地周围的松林里拾柴火。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祖母对我的一种庇护。现在想来，这种庇护多么不易。祖母当时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加之年迈体弱，每走一段路或是做完一件事，要坐下来大口喘气。从家里到望南坡坟地虽隔不远，但是上坡，且乱石遍山，荆棘丛生，祖母上山的艰难可想而知。

1976年元月，家乡征兵。当时，我在公社党委办公室当办事员。亲戚劝我不要应征，说我受不了当兵的那份苦；祖父和父亲也有些犹豫，认为还是在公社听差的好。而一心想穿军装的我，最担心的是祖母不会同意。我是三代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且自幼失去了母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在劳动中不幸被砸成重伤差点死去，是祖母一手把我带大的。儿时，我与祖母形影不离。读高中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背着米袋到十几里外的县城读书，一直到下周六亦回。这种短暂的分别，就使祖母异常牵拉和思念。到星期五，祖母就忙着为我回家张罗，从瓦坛子里抓咸菜，炒好装瓶；从米桶里弄些米，筛了又筛。星期六中午，她把饭菜热好之后，就坐在大门槛上，望着我回家的路，默默等待。若是我回来晚了，她就会着急起来，拄着棍子移着小脚往屋后山走，再累也要登到顶上，眺望我回家的小道。出远门当兵，一别可能就是几年呀！其时，68岁的祖母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她会同意相依为命十几年的独孙儿长别吗？

在部队首长登门送入伍喜报的那天，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首长啊，娃儿我只一个，就交你啦！”祖母一反连日来的沉默寡言，显得十分高兴。但当她听说我将去的地方是海南岛，是她想象中最遥远最偏僻的天涯海角时，我分明看到祖母那张刻着岁月刀痕的脸写满了生离死别……

在我离家入伍的这一天，祖母一早起床，坐在灶堂前默默地替掌勺的父亲烧火。我从吃完早饭到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一直没有与祖母照面。在踏出家门的那一刻，我犹豫地停住了脚步。因为，我想与祖母告别。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摆摆手悄声地说：“走吧。”于是，我就走了。后来我知道，在我出发后，祖母独自一人拄着拐杖，一步一喘地爬上望南坡，坐在一块石头上，默默地望着我从家乡的小道上消失。那一刻，老人经受了怎样一种生离死别的煎熬。

我参军后，祖母病情日重，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思念至极时，曾几次从病床上爬下来，拄着棍子几步一歇地来到屋后的望南坡上，坐在一处较为开阔的坟地上向南天凝视。有一回，父亲收工回来等了许久，仍不见祖母，就找到望南坡，发现祖母泪流满面。父亲见祖母这样思念，就说发个电报招我回来。祖母摇头不依，只让父亲写个信，要我当好兵站好岗……

在我参军的第三个年头，即1978年7月17日，祖母带着对远方孙儿的深切思念，与世长辞。前一日，多时不能下床的祖母突然从床上下来了，双手扶墙，来到大门前，眼望南方，说要上望南坡去。父亲连忙把她扶在门槛上坐着。见祖母病危，父亲就要去县城给我发电报。但深明大义的祖母还是不依，说只要我穿着水兵服站在海边的照片。父亲把照片找来了，祖母接过贴在脸上，泪水把照片全湿了……

祖母逝后葬于望南坡。这是她临终的遗愿。与世永别时，祖母神智清醒，态度安详。她对祖父说，她要永远住在望南坡，看着我带着喜报回来……

在南国接到祖母逝世的噩耗，我方知生死两别，才为离家时没有到病床前向祖母作生死之别而后悔，才突然想起在人世间熬过70多个春秋的祖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才突然想起对我恩深如海的祖母没有得到一点回报……在一个月黑风骤的夜里，战友们陪我泪洒海滩，为人间博大深沉的至爱久久难以平静。

在我退伍还乡来到祖母坟前时，祖母逝世已经两年多了。坟草凄凄，北风呼啸。在这之后的二十多个春秋里，每当工作和生活遇到困难时，我的心里就会浮现望南坡那座无碑的坟，就会想起祖母对我至死不渝的期待，就会有种神奇的力量走进我疲惫的身心……（本文首发于2003年8月12日《中国教育报》第7版“佳作欣赏”栏目，《黄冈日报》2003年12月26日文学副刊转载，并获“胡风文学奖”）【关于祖母】祖母方娥尔，生于1908年8月14日（即宣统元年7月18日），逝于1978年7月15日，享年70岁。祖母出身贫苦，心地善良，勤劳俭朴。一生没有留下照片。

祖父是侠

浓眉大眼，虎背雄腰，威严而又慈祥，这是祖父留在我心灵深处的形象。

老家八斗丘乡的习俗，称祖父为“爹”，称父亲为“伯”。我“爹”——祖父熊长青，已成为激励着我奋斗的一种精神。

“爹”是在我父亲11岁时加盟高家的。那时，父亲与早年丧夫的祖母相依为命，住在富户蔡姓人油坊旁边的草棚子里。白天，祖母上山砍柴，年幼的父亲则挑着柴禾到很远的高新铺街上变卖，换些盐和米度日。但这远不够糊口，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盖。这个家，多么需要一根顶梁柱啊！

天随人意。祖父的加入使父亲有了继父，祖母有了后夫，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从此有了依靠。

祖父是因一件偶发的事才决意加盟高家的。那年腊月，11岁的父亲在雪天里挑着一担干柴沿街叫买，被一个在县保安队当差的地痞将柴禾强要了去。街上人见了，都敢怒不敢言。谁都知道那地痞凶狠，谁犯着他就没个安宁日子。这件事，恰被在街上做豆腐的祖父撞见了。

“是什么人脸皮这厚，连小伢的东西也抢！”年轻气盛的祖父将扎腰的围裙一抛，往街道一站，挡住了地痞的去路。

那地痞被祖父雷一般的吼声和高大身躯镇住了。他知道祖父难斗。

祖父确是当地有名的硬汉子。他一米八几的块头，身强力健。三百斤的担子挑在肩上，行十几里山道也不歇肩。他虽未上过学堂，但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他当过车夫，做过盐米生意，走汉口下河南闯过大世面。他好打抱不平，见不得恃强凌弱、期行霸市的恶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过许多弱者，年纪轻轻就留下了“扶危济困”的好名声，当地许多穷哥儿都尊他为“大哥”。只要祖父出面，就能聚起一帮好汉与恶人作对。在蕲春伪县城蕲州就曾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恶棍，尝过祖父的拳头。

大凡恶人，总是欺软怕硬。那地痞见祖父动了怒，早软了脊梁骨，陪着笑脸连说好话，还厚着脸皮要与祖父“拜把子”。

祖父身手好，也挺机智。他用“江湖”话教训了地痞几句，将地痞打发走了。但他并没有把父亲打发一走了之。他担心年幼的父亲还会受到伤害。从此以后，他常常抽空来帮助父亲打柴买柴，料理家务。次年，他辞去了铺里的差事，扛一卷行李住进四面透风的草棚，来支撑这个家。

祖父来后，垒了两间土房子，种了两亩佃田，家中日子渐安。祖父又教给父亲的健身之法和拳脚功夫，使父亲瘦弱的身子结实起来。父亲长到十五岁时，已是眉清目秀，身骄步健，使起拳脚来颇有一点祖父的威风。

我出世不久，家里遇上了一场大难，父亲在劳动中被倒下的一堵火砖墙埋住，砸成重伤，几天几夜昏迷不醒。接着母亲改嫁，远走他乡。祖母悲伤成疾，一病不起。那段日子，祖父搂着命若游丝的我，东奔西走找吃的东西……在祖父的怀抱中，我活了下来。我知道，没有祖父的呵护，我就难以创造生命的奇迹。

我从小与祖父形影不离，夜里在他的怀中入睡。直到十四岁我到县城漕河上高中时，才离开祖父的怀抱。

在与祖父生活的日子里，我接受最多的是祖父的教诲。祖父说，人活着要讲义气，多帮助别人。祖父还说，一个立在世上，应该有很好的朋友。对那些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小人，祖父深恶痛绝。高中毕业后，我被抽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听差。祖父告诫我：“你只管用心做好你的事。有权有势的，你莫凑热闹；受人冷落的，你不要跟着瞎哄哄。这是做人的道理！”那时我年轻，虽不全明白祖父的话，但却从祖父那严肃的眼神中知道了“做人”的份量。

有一次，祖父到公社来找我。他是替一位过去曾关照过我们一家、后来“下了台”的老“贫协组长”跑路的。那位“贫协组长”病了，想让在水利劳动的儿子回去料理。那时候，在外挑水利不好请假，得托个干部说说才行。祖父以为我在公社领导身边有话好说，就翻山越岭汗流满面的来了。看到祖父那十分劳累的样子，我责怪他“自找苦吃”。祖父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人家现在老了没权了就不管，那公家的事还有谁做？”

祖父的侠义心肠带有“江湖”色彩，但更打着“阶级”的烙印。他出身贫苦，同情贫苦人，热爱共产党，对党的干部期望值蛮高。那时，我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干部，但祖父却硬把我当作“党的人”。“你在公社里头当差，就要替社员着想，莫忘了你是党的人！”他常常这样嘱咐我。

祖父深明大义。1976年春，家乡征兵。我是独子，按当时公社的规定，可以不服义务兵役。但从小受祖父的影响，我极想参军一逞男儿之勇。年过六旬的祖父舍不得我离开，却没有阻拦我。在我体检合格至入伍前的一段日子里，祖父默默的，很少说话。我知道他正经受着爱孙将要长时间离别的内心煎熬。出发的前夜，他突然把我叫到跟前说：“当兵就不要想家，只管用心做好你的事，完成好你的任务！”又说：“打仗要机灵，要在势头上把敌人压下去！”说毕，还拉了几个格斗招式，我看了忍不住笑起来。“莫笑莫笑，军中无戏言！”祖父字字千钧。

入伍后，我成了海军战士，连队驻扎在海南岛崖县。八十年代末，我随部队挥师北上，去了新疆，参加了一次重大军事演习行动。在风风火火的军旅生涯中，我钻过天涯海角的排天巨浪，踏过天山戈壁的滚滚狂沙，却没有机会参与现代战争的生死拼杀。这使我退伍还乡时，祖父高兴之余少了那么一丝豪迈的感觉。

“祥儿，立功了没有？”祖父很迫切的问。

“没有。”

“没有打仗？”

“没有。”

祖父有些愕然，有些遗憾。但听说我在部队两次受到司令部嘉奖并光荣入党，老人又笑了。

75岁的祖父是在1983年阴历腊月17日晚上与世长辞的。17日早晨，天下大雪。当时在村小学任民办教师的我，见老人病危，就想留下来看护，但祖父却吃力地说：“去吧，学生快要考试了，莫误了人家的儿女啊！”于是我就去了。至晚归来，祖父却已昏迷，不省人事。“莫误了人家的儿女啊！”这成了祖父的临终嘱托。

岁月悠悠，思念无涯。弹指一挥间，祖父故去已有21个春秋了。有什么可以告慰故人在天之灵呢？我唯有象祖父那样，朴实做人，辛勤劳动，才对得起祖父的养育和教诲之恩。（本文首发于《中国教师报》，《黄州晚报》2002年3月13日文学副刊、滁州教育网等媒体转载）【关于祖父】熊久如，又名熊常青，生于1908年8月19日（即宣统元年7月23日），逝于1984年1月19日（即1983年阴历腊月17日晚），享年75岁。逝时天下大雪。一生仅存一张与父亲和我的合影照。生祖父高慈润，在父亲小时候就病逝了，一生没有留下照片。

父亲的鼓点

年逾七旬的父亲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以后，又搬出了他多年未曾用过的鼓板。

上个星期天回去，穿过老屋，走过月亮塘，绕过菜园子，就听到一阵久违的鼓点，伴随着阵阵山风悠悠传来。

那是一种叫人心动的鼓点。

解放初年，父亲是名扬乡里的民办教师。那时，村小学里集着一群特调皮的孩子。他们最小的十岁，最大的十五六岁，都是一些误了上学年龄的农家少年。从外乡调到村里的一位老教师，只上了三天课，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就被这群孩子抢了去，脑门还被石头砸了个疱。于是，老师卷起铺盖走人。

父亲接任村小学后，很快就把这个单人单校教学点，办成了全乡乃至全县一流的村办小学。这之后，县文教局领导来校听课。不久，父亲被请到县教师培训班讲“公开课”和“示范课”……1958年春，乡辅导员来报喜——县文教局决定调父亲到县城“漕小”（即现在的蕲春县实验中学）任教。

听说父亲要调走，村里人慌了。先是村支书秀伯驼着一袋子米上门看望，言辞恳切地要父亲别走；接着村小学的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闹哄哄地涌到家里挽留。父亲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农家孩子怀有很深的感情。看到乡亲们期待的目光，看到朝夕相处的学生抱着他的双腿哭叫，他心软了，便作出了在今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人生抉择：放弃进城，留在山里。乡辅导员听说后，急忙赶到村小学，埋怨父亲“太傻”，说文教局这样调动，就是把父亲当成了公办教师。但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公办”与“民办”有什么不同，还是没有动心。不久，村教学点被撤消，全村学生都到十几里外的“本部”——牛皮地小学读书。这样，父亲再留在村里，就没有道理了。

这年5月的一天，正当父亲打点行李，作好了去“漕小”教书的准备，村支书秀伯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你不能走，不能走啊！”秀伯双手拦住大门，指着我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对我父亲说，“你到县里教书，路那么远，你娘谁来料理？你就忍心让娘一个人在家里受苦？”

父亲楞住了。我的奶奶方氏早年丧夫，大半生过着逃荒要饭的日子，受过太多的苦难，而致百病缠身，一年中有大半时间穿着肥大的粗布棉祆，冬春两季大半时间卧床。平日里，父亲在教学之余，总要抽空儿帮家里洗衣做饭。如果没有父亲的孝顺和勤快，多病的奶奶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面对进城教书的难得机会和白发老母的呻吟，父亲心里十分矛盾。他热爱教书这一行。学生的欢声笑语，常常走进他的梦乡。但他又实在不忍心扔下我百病缠身的奶奶。

“留下来吧！”秀伯是个认准理儿九头黄牛也拉不回的犟汉，不达目的不罢休。他说，村里的集体食堂，就因为缺个会计，一直拖到现在没办。为这，他还挨了乡长的一顿臭骂。他用几乎是哀求的声音对父亲说：“你就看在大伙儿的份上，留下来当食堂的会计吧！大家吃上了饱饭，过上了共产主义日子，谁也忘不了你啊！”村支书比我父亲年长十几岁，算是长辈，父亲一向很尊敬他。听秀伯如此这般的一番诉说，父亲再次心软，就答应了支书的请求，留下来当食堂会计。

乡辅导员见父亲迟迟没有上班，就又赶到家里来找。他劝父亲不能再“傻”了，赶快到县城学校任教，并说如果不赶紧去报到，这一生就再也没有机会执教鞭了。奶奶听说后，也劝父亲去县城教书。于是，父亲又犹豫起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秀伯那里。他火急火燎地赶到我家，将正在家里做说客的乡辅导员大骂一顿，并绾起袖子要打架。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辅导员本是个斯文人，那见这般架式，吓得连忙夹起皮包一溜烟地走了。

为了留住父亲的心，秀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说岳全传》，郑重其事地送到我家里，双手交给父亲。他说父亲是个文化人，不能荒了书，抽空儿看看，兴许还能学到一些东西。他还特意翻开其中的一页给父亲看。那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一回。他要父亲学岳飞，听母亲的话。支书的用意，父亲当然明白。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动过离开家乡的念头。

但令秀伯和父亲都没有想到的是，一部《说岳全传》，竟打开了父亲的另一种生活。

父亲有着超乎寻常的阅读能力、记忆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几寸厚的《说岳全传》，他只几天就看完了。看过之后，他竟能从头至尾将书中的故事，一段不落地娓娓道来。

那时，大跃进的号角在山村响起，全乡数万人在家乡四山八岭展开“劈山造田”大会战。劳动空隙，人们围坐在一起，听我父亲“谈传”——讲岳飞的故事。许多人听得如痴如醉。老支书秀伯更是每场必到。听到动人处，他常会作惊人之举，或突然跳起来，就地抓起一把铲镐，挥舞着、叫骂着，发誓要“劈死秦桧这个奸臣”；或抱头饮泣，说他这辈子没有血战疆场建功立业，真是“白活了”……

当地有位名叫“五代通”的鼓书艺人得知此事，专程赶到劳动工地暗访。听了父亲“谈传”后，当即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他把自己的《全唐传》、《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等家藏线装书，郑重地传给父亲，要父亲接过鼓板，继承他的“说书”事业。

从此，父亲就开始了民间鼓书艺人的“说书”生活。

父亲说书，有着与当地“说书匠”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他能根据季节、农事和时事的变化，说正文前来一段精彩的“书帽”。那“书帽”信手拣来，却形象生动，妙趣横生。有的象七言五绝，前后押韵，极富诗意；有的如山东快书，或长或短，朗朗上口。那唱腔，时而象“湖北大鼓”，深长粗犷；时而似黄梅戏曲，明快清新；时而又如京剧唱段，荡气回肠。再就是那错落有致的鼓点，忽高忽低，忽紧忽慢，扣人心弦。夏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听上一段父亲的鼓书，顿觉心旷神怡，筋舒气爽。

父亲说书风雨无阻，万苦不辞。从六十年代担任小队会计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分田到户，父亲总是保持着“白天干活夜里说书”的习惯，极少耽误农事。虽然白天的农活又苦又累，但对找上门来的乡亲，他都欣然前往。每次赶场，不管刮风下雨，不论路途遥远，他都按时赶到。有时碰着早稻插秧、夏收“双抢”这样的农忙季节，父亲也没有拒绝找上门来的人。记得有年7月底的一天，父亲接下了三亩田的抢割任务。夏日高温，割谷人一般都是夜里下田抢收，白天回家避暑。但这天傍晚，邻村人来找父亲说书。奶奶担心白天割谷中暑，劝我父亲别去。但父亲不忍来者失望，就捎上鼓板去了，直到第二天东方泛起鱼肚白时才归。小队长一大早去看割谷的进度，见父亲刚刚下田，就急着找人支援。早饭后，待到队里的劳力赶来时，汗浸全身的父亲已割完稻子，收起镰刀上岸。

父亲干活，舍命。他说，只有把活儿做扎实了，拿起鼓板才有底气。小队有块田，八亩大的面积。解放初年，家乡就以这块田命名，叫“八斗丘乡”。父亲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这块田的早稻和晚稻，有几茬都由他一人抢割，并且都是一天一夜割完。每次割完这块田，父亲的双腕半个月不见消肿。为此，父亲成了闻名全县的新闻人物，连续几年参加县里的劳模会，受到县政府表彰。至今，老人还保存着当年的奖状。

父亲说书注重风化。经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父亲已涉及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正传野史。一批流传于民间的手抄本小说，也成了父亲说书的内容。这些传统书目，有的歌颂绿林好汉，但封建色彩尘蒙其上；有的针砭官场，但江湖糟粕参杂其中。父亲说书历来忠实原著，但决不将低级庸俗的东西原原本本地抖落出来。

父亲说书极富感染力。“太阳落山人歇脚，听我唱个扯谎歌。昨日看见个牛生蛋，今日看见个马长角；高山头上鱼生子，急水面上鸟做窠……”几十年过去，八斗丘淹没，小柳河易道，但这段妙趣横生的“书帽”，还留在我的心底。父亲说书，亦诙亦庄，维妙维肖，且爱憎分明。对历代“忠臣”，他敬颂有加，鼓板声中饱含着无限热爱；对那些鱼肉百姓的暴君恶吏，他深恶痛绝，说唱中句句含恨，字字带血！书场中，常有人痛哭憨笑，喜怒失常，引出许多笑话。那时，只要父亲的鼓板一响，村前垸后的男女老少就会争先恐后地云集而来，隔山村听到鼓声也有人携妻带子“呼哧呼哧”地来赶场子。小队的稻场上，常是黑压压的一片。有时稻场的谷堆上、草垛上，都坐满了人，那场面很是壮观。

光荫易逝，岁月难留。转眼，父亲已年过七旬。由于长期劳累，父亲身体过早地衰了。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大病一场，险些丧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从此身体受到重伤。加之早年头部的旧伤复发，记忆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已大不如前。至八十年代末，父亲的鼓板就很少响起了。

但先前听过父亲鼓书的，总忘不了父亲的说唱。有人实在想馋了，就悄悄找上门来。遇到实在推辞不过的来者，父亲就说服家人，又拿起鼓板去赶场子。但这几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前年7月，他因病又险一次。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总算走出死亡的阴影。但此时的父亲，再不是当年那个“白天干活夜里说书”的鼓书艺人了。这一年多来，我时时担心父亲发生不测，常抽身回乡下看看。

猛然听到父亲的鼓点，我不由砰然心动，激动得热泪盈眶。在离家不远处，我悄然站住。堂屋里，除了母亲，再没有别的听众。鼓板声中，也没有父亲的呤唱。我知道，过早脱落的牙床，日渐加重的哮喘，已经夺去了父亲的歌喉。如今的他，嗓子已经沙哑，说话觉得费力。唯有那颤动的鼓点，还保留着动人的韵律。

恍惚间，我悟出了这鼓点的灵性。啊，这就是父亲的声音！这就是凝集着父亲一生至爱的声音！这鼓点，是地层深处的炽热涌动，是对生命价值的无言诉说，是对青春岁月的无限眷恋……（本文首发于2004年10月14日《鄂东晚报》。责任编辑：郭爱兵）

附“编辑絮语”——《岁月的声音》

关于父亲，关于父爱，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一篇文章，没有对父爱作任何的评说，但是这一位父亲的形象却透过文字，那悠远的鼓点已经成为一种穿透岁月的声音，把我们的心灵深深震憾。

记忆中，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庞，最终会融化在依然闪光的细节之中。我们留在沙滩上的脚印，等待着下一次涨潮，等待着被彻底的淹没。

在岁月的河床之上，我们都只是一些跋涉者，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一位父亲的鼓点，却提醒着我们：活着，并且喊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不能，那就给生命一种依托，让这依托替我们留下生存的痕迹！

有一首不知名的小诗，也许同样能够给我们生命的启示：

静静地，

岁月在遗忘中流逝，

生命，

似乎更加精彩。

汹涌的与平静的，

波澜的与孱孱的，

只是时代的步伐。

我们，

却成了飞舞的流沙。

剪一缕奔腾的风，

系上美丽的心情，

让飘逸去充盈每一个失落。

颓废的年月，

随着日历的撕扯而东去，

陈旧成终老的回忆。

该放开脚步去追逐的，

是明天的梦，

而不是昨日的忏悔。（彬风）

【关于父亲】高应云，生于1934年正月初八，自幼聪慧过人，有过目成诵的记忆能力，一生务农，其间当过村小学民办教师、武汉钢铁厂技工、乡宣传队长和黄梅戏当家小生、小队记工员，是当地著名的鼓书艺人。

王娘

在大别山南麓的那个名叫“菜油铺”的小山村里，数十年间，谁家撞上小孩溺水、妇女难产、老人中风诸如之类的突发事时，乡人常会呼喊一个女人的名字：“王娘，王娘——”

这个“王娘”，是我母亲。

母亲胆大心细，临危不乱，处事果断，是十里八乡被公认为最具侠肝义胆的女人。父亲曾对我说：“你娘要是当兵，准是一个将军！”

但是母亲，却只属于那个偏远的山村。在父亲逝世，她又年迈体弱行动不便时，我和妻子把她接到身边。却不曾想，仅仅住了四十天，母亲就溘然长逝。

清理母亲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单。

展开被单，我发现被面上全是颜色各异、大小不一、重重叠叠的补丁。

细细一数，补丁竟有37块，几乎占去整个被面的四分之三！

手捧被单，我只觉胸口一阵疼痛。忍了多时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母亲啊，母亲！您怎么还留着这床如此破旧的被单？

一

高中毕业后，我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在公社党委办公室的工作机会，投军入伍去了“天涯海角”。

我是家中的三代独子。按当时公社的规定，独子，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三代独子，是决然不能报名参军的。因为在公社领导身边当差，“有话好说”，加之父亲拗不过我的苦磨硬泡亲自出面找武装部长说情，加之我身体倍棒，体检轻松过关，才成了那届入伍青年中的一个特例，圆了男儿当兵梦。

到连队后，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没有思念和牵挂。当时，家里有三位亲人：祖父、祖母和父亲。生母在我还躺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时候，就与父亲离婚。我是在祖父、祖母和父亲的怀抱里度过的童年——没有母亲但有母爱的童年。

我最思念的亲人当然是祖母。是她给了我人世间最崇高的母爱。可是祖母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年迈体弱，身体极差。虽然如此，她还撑着病弱的身体操持家务。当时父亲和祖父都是生产队的“主劳力”，甭说白天请假，甚至还要夜里出工。因为只有多挣“工分”，才有“口粮”，不至饿饭。我父亲曾两天两夜，一人割了全乡最大的一块田——八斗丘，并且连割两季，因此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全县群英会。这个家，多么需要一个身强力壮的家庭主妇啊！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前世之约，我入伍次年，经二叔母介绍，我的母亲——当然是继母，悄然来到父亲身边。这年她四十五岁，正值人生盛年。

父亲在信中介绍了母亲的情况。她叫王艳兰，本县刘河镇黄坪村王院人，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无儿无女。二叔母后来告诉我说，母亲初来时，我祖母正卧在床上痛苦地呻吟——老人已经病危。常言道，一人得病，全家不安。当时家里的气氛确是有些凝重和凄凉。二叔母很是担心母亲害怕和嫌弃，转身离去。因为当时，她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户。那户人家是干部，生活条件我家没法比。

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下。

母亲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上山砍柴，下地种菜，捕鱼捞虾，洗衣做饭，还时不时地帮村里去世的人洗脸擦身穿衣戴帽料理后事，让村人刮目相看。“王娘”的名字，很快在全村叫响。

母亲吃过大苦，遭过大难，练就了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的生存涵养。哮喘病日益严重的祖母，每天五更甚至更早就跪在床上咳嗽，一咳不止到天明，而且痰多，每天清晨要咳一钵。每回祖母咳嗽呻吟，母亲总要上前侍候。祖母开始不让母亲近前。母亲便说，料理婆婆是做媳妇的应尽之义。她为祖母端茶送饭，心细如丝，从无怨言，直至一年后祖母逝世。

因为母亲的能干和贤慧，我百病缠身的祖母，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后一段舒心的日子。祖母逝世前，曾对母亲说：“艳兰啊，我是前世修来的福，得了你这门好媳妇。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

祖母逝世的第二年，我回家探亲，第一次见到父亲在信中反复提到、被村人称为“王娘”的母亲。

二

参军后的第五个年头，我退伍还乡，接过父亲曾经执过的教鞭，成了村小学的“孩子王”。

村小学建在一座小山坡上，离家不远。站在学校门前的山坡上，可以看到望南坡下老蔡院冉冉升起的炊烟。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多一点。在部队，我是连里的军训尖子，是基地小有名气的“秀才”。

退伍这年，远在黄石的生母想把我弄到她的身边。生母的丈夫是抗美援朝老兵，退伍后到大冶钢厂当工人，我按当地的风俗称他为“黄石爷”。得知生母的想法，热心的黄石爷自告奋勇，去找他在公安局和人武部担任要职的老战友帮忙，接二连三给我所在的部队寄来了接收信函。生母来信说，接收手续都办好了，我一退伍，便可去市局当刑警。生母虽然没有跟我一起生活，却对我的秉性了如指掌。那时，我确是对当“和平兵”有些厌意。而去市局当刑警，真枪实弹，抓捕罪犯，实在太有诱惑力了。于是这年底，在老兵们都惴惴不安害怕退伍的当口，我竟主动向连里打起了退伍报告。这样一来，我出任司令部宣传干事的人事安排，随之泡汤。

退伍之后，“去市局当刑警”化为泡影，“军中秀才”竟成一介“教书匠”。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陷入迷茫。

初到学校，我脾气十分火爆，曾当着全校教师的面拍桌子骂校长，臭脾气传遍全乡，就连当时的文教站长都知道我是“大王”。

那年头，农村基础教育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村办小学是民办教师挑大梁。他们承担着与公办教师相同甚至更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工资待遇不及公办教师的五分之一，而且随时可能被村干部以种种借口辞退。为了保“饭碗”，民办教师们都盼着“转正”，即转为公办教师。“转正”要经过文化考试。因为涉及“饭碗”，考试极其严格，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三五年才有一次，可遇而不可求。

我校民办教师的自学风尚，全县闻名。虽然家在本村，但全体教师都在学校“住教”。一到夜晚，老师们都关门闭户，挑灯夜战复习功课，以备几年一次的“转正考试”。这种学习风气，也有效提高了民办教师的知识层次和业务水平。我校民办教师的教学成绩和“转正率”，全县首屈一指。九位民办教师中，已有四人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其中两人“转正”后调到乡文教站任教研员，一人调到县城中心小学任校长。

而我，全然不把复习备考放在心上，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转正”。到校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在校“住教”。每天下午放学后，我要么回家在竹林里打沙袋子，要么拿着鱼网去水库捕鱼，把个校长气得七窍生烟，几次找文教站长要撂挑子。他对站长说：“这个退伍兵太不像话，我说也说不过，打也打不赢，这个校长我实在没法干了！”不久，这个校长真的调走了。

学校来了新校长。

新校长是本村人，也是全乡第一个“考试转正”的民办教师。他“转正”以后调到县城中心小学当校长，被树为全省教育系统的劳动模范。

新校长早就对我“如雷贯耳”。他后来告诉我说，他主动请缨回本村小学当校长，就是为了“收拾”我的。他说他都作好了挨打的准备。

新校长到校不久，对新教师也就是我搞了一次“业务考试”。公开的理由是“凡进必考”，其实是要给我一个难看。校长扬着一份试卷说：“这是小学毕业班的期末数学试卷，你做一下。”我是县一中的高中生，虽然在校偏科，数学不是很好，但小学数学岂能拦得了我？我轻蔑一笑，没说什么，提笔应试。但是当我展开试卷以后，才知自己的知识贫乏到了什么程度。考试结果，我只得了十四分！

面对考试成绩，我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在部队，我参加高考都不止这个成绩，怎么才过几年就荒废成了这样？就我现在这种水平，也好意思牛皮哄哄顶校长，也好意思在课堂上指手划脚训学生？

这天下午放学后，我没像往常一样回家，在学校宿舍里坐着发呆。

当桔红的夕阳将要沉入望南坡的时候，宿舍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抬头一看，是校长。校长说：“你母亲送被子来了。”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站起身，愣愣地看着母亲为我挂蚊帐，垫棉絮，铺被单。

校长走后，母亲小声说：“校长说了，只要安下心来，好好复习，你肯定考得好。再说住教是学校制度，一人不拗众……”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三

这是一床印有大红牡丹图案的被单，我在村小学那间四面透风的宿舍里睡了十年。

为了让我全力以赴投入教学和“复习转正”，母亲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悄悄把我的蚊帐、被面和被单换下来清洗。破了的，她会细心缝上。至于我换下来的衣服鞋袜，母亲都会在第一时间拿到塘边洗净晒干，然后整好放在我的房间。

这期间，母亲作为当家人，她亲自选定和迎娶了她的儿媳——也就是我的妻子，并将当家人的接力棒交给了她心爱的儿媳。按农村风俗，从“定亲”、“过门”、“报日”到“完婚”等“大情大礼”，都由她一手操办，没让父亲和祖父操心。

母亲做事利索、细致而周正，大事讲规矩，小事重细节，有些事非得她亲自动手料理，她才放心。农村娃儿结婚，颇多讲究。比如迎娶新娘前，新郎官要“艾水浴”。我的“艾水浴”，那一大盆冒着热气的艾水，是母亲亲手烧开兑好，并看着两位婶婶端到新房，她才放心去忙别的事情。我结婚时穿的衣服鞋袜，都是母亲一手操办。

老家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与省城相比，至今还是两重天。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就更差了。农村妇女分娩，几乎都在家里。村里只有一位农民接生员，平日里要做田地活儿，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接生只是兼职，只有主家上门才去接生，而且去了也只背个小药箱，甚至连剪脐带的剪刀都由主家提供。至于产妇是否会有产后大流血的生命危险，那非农民接生员所能化解，只能听天由命。

女儿出世这天我在公社开会，恰巧父亲也下地干活去了。妻子首次分娩，腹疼难忍，十分害怕。母亲一面叫人去找接生员，一面托住儿媳身子调整胎位。母亲安慰说：“儿啊莫怕，有娘在呐！”因为接生员来的慢，年轻时学过接生的母亲，就成了家里的“佑子观音”，女儿得以顺利降生。妻坐月子，母亲炖鸡煨汤，艾水洗浴，悉心料理。在此之后，妻儿每有风寒，都是母亲劳神护理。

这年底，一年一度的“冬季会战”拉开序幕，湾里凡有“青壮年劳力”的农户，必须抽出一人去十几里外的罗州城挑水利，时间半个多月。在农村，出门挑水利被看作是最苦的差事。得到通知后，父亲、祖父和妻子，都争着要去。那时父亲刚刚患过一场大病，身体尚未康复；祖父虽然身高力大，但是年过七旬；妻子虽然年轻，但她尚在哺乳期，女儿未满周岁。母亲悄悄解下围裙，去小队报名。队长有些意外，说：“王娘，你家万一没人去就算了……”母亲却说：“哪怎么行？大家的事情大家干，一人不拗众！”又劝队长说，“我挑水利也不是头一回，干起活来我不会输给年轻人的，你放心！”队长仍然有些担心，就背着母亲一个口信捎到学校。我听说后，急忙从学校赶回，劝了母亲劝父亲，劝了父亲劝祖父，劝了祖父劝妻子。我说我跟学校请了假，我年轻有力气，挑水利当然我去！母亲却挥着手说：“你更不能去！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你只管一门心思教学生，家里的事情不要你管！”母亲是个倔脾气，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劝不住。全家人都拗不过她，只得依了。次日五更，我骑上自行车送母亲去工地。路上，母亲又提起我“拍桌子骂校长”的往事，劝我遇事冷静，抓紧复习，争取早日转正。

八二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分得了几亩“责任田”。母亲仍像在“大集体”时一样，既是家庭主妇，又是田间劳力，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承担了大量的繁重劳动。农忙时节，她总是摸黑起床，翻山过垅，去半里之外的白塘洗全家人头天晚上换下来的衣服。白塘是一口山间野塘，塘深水冷，早年淹死过人，在当地传为“鬼塘”，就是白天一个人去都觉阴森。母亲原本是个文盲，自然有些“迷信”，但她摸黑去白塘洗衣是家常便饭。有时洗完两桶衣回来，天还未亮。她之所以如此赶早，是要抢在父亲收工之前把饭做好，把中餐和晚餐的蔬菜和柴禾等等准备好，把一天的茶水烧好。若是遇到早稻抢插或是暑期“双抢”，母亲总是洗完衣服做好饭菜之后，解下围裙来到田间喊收工。我们回家吃饭，她则下田扯秧。在湾里，母亲扯秧是出了名的，不仅扯得快，而且平整美观。待我们用完早饭出工，手脚麻利的母亲常会扯出几百个秧把，足够我们插一上午。

每年冬天，母亲总要翻山越岭捡茶籽。大集体时，老支书锦秀伯领着全村农民栽下几山几凹的油茶，却不曾想十几年后，挂满果实的油茶林被成片砍伐。母亲采摘的，是当年栽在丛树林中的油茶。因为松林的遮蔽，缺乏阳光，土质贫瘠，茶树矮小，东一棵西一棵地夹杂在荆棘之中，所以在大砍伐中幸存下来。母亲捎着蛇皮袋子，捡几斤茶籽往往要跑几个山头。山陡石多，也不知她摔了多少个跟头。有时一早出去，到下午两三点还在山上。有一回，天快黑了还不见母亲回来，我和妻子就上山去找。找过几座山头，才看到母亲背着一袋茶籽坐在地上。我接过袋子背在肩上，不一会儿竟累得气喘吁吁，汗浸全身。那时母亲年已六旬，一天下来滴水未进，她这是在拼命啊。家里人都劝她不要上山，她却说：“我经得摔，倒下来就打个滚，不怕！”那几年，母亲历尽千辛，用捡来的茶籽换茶油，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八三年冬，身体原本硬朗的祖父突然中风，病卧在床。母亲像侍候我祖母一样服侍祖父，为老人洗脸擦身，接屎接尿，直至两个月后祖父逝世。

这个家，因为母亲的贤慧能干，不再凝重和凄凉。我父亲——名满一方的鼓书艺人，一度拿出了他多年不曾用过的鼓板。孩子们在奶奶的培育下，快乐成长。

因为家有母亲，我就少了许多牵挂。在学校那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挑灯夜读，温习了从小学至高中的全部课程，自修了大学中文专科至中文本科的全部科目，自费参加了全国首届研究生函授班并毕业。几年后，我在全县“民转公”考试中，以数学考试全县第一、总分全县第二的成绩，一举转为公办教师。

四

母亲比父亲大两岁。他们那辈人，经历了兵荒马乱的岁月，亲历了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见证了解放前后黑白分明的两个社会，内心铭刻着今人难以理解的记忆和追求。在母亲身上，我看到了祖父的侠肝义胆，看到了祖母的悲怜情怀，看到了父亲的执着担当。在我鄂东乡下的那个小山村里，我的文盲母亲，无可争议地成为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成为众望所归的解难人。

母亲进门的第一年，邻居蔡家老爹病重。老人儿媳早年亡故，老伴体弱多病，虽有儿孙满堂，后辈们却因忙于田地活儿，难以照顾周全。母亲看在眼里，三天两头为蔡家老爹送去包子、米糕和汤圆等好吃的东西。不知情的，还以为母亲是老人的儿媳。

同村有位蔡婆婆，脸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癌瘤，流出的脓血腥臭异常，老远就能闻到。老人逝世后，按乡下风俗，须净身更衣方可入殓，可是谁也不敢近前。那天，母亲正为同村另外一户人家孟生爷主持丧事。蔡姓人家哭哭啼啼地找到孟生爷家，要向母亲下跪，母亲说：“谁家没个难处？放心，我这就去！”当即安排好手头诸事，疾步来到蔡家，为蔡婆婆洗身更衣。料理完后，才又匆匆赶到孟生爷家操办丧事。

家住老屋的黑巴爷的逝世，让村人见证了母亲的豁达大义。黑巴爷的妻子冰糖娘，原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她曾为父亲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却在八个月时不幸夭折。孩子的夭折，带来了她与父亲一段曾经美好的婚姻的破产。一年多后，冰糖娘带着八个多月的身孕，成了黑巴爷的新娘。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母亲本想把冰糖娘当作姐妹看待。母亲曾对我说：“冰糖娘是跟你伯做过夫妻的人，虽然离了婚，但那是上辈人的事。你做后辈的，也要把她当个娘看！”但是母亲的好意却不被冰糖娘接受。她时不时地说母亲的坏话，甚至在我妻子未进门时就从中挑拨，无生中有，泼母亲的污水。父亲曾因这事气得吹胡子瞪眼，要找冰糖娘理论，被母亲制止。在这以后，母亲仍象往常一样与冰糖娘和睦相处，笑脸相迎，好像从来就没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天黑巴爷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冰糖娘天塌地陷，一家人哭作一团。危难之时，冰糖娘终于想起了我的母亲。她哭着喊：“王娘，快叫王娘——”母亲闻讯，当即丢下手中的活计，迅速赶到冰糖娘家操持丧事。母亲这一大义之举，让村人感叹不已。

然而，最让村人难忘的，是母亲为林场孤寡老人细球爷操持后事。细球爷是个单身汉，也是个残疾人，他身材矮小，弓腰驼背，衣着邋遢，大热天里常常不洗澡，不换衣，身上的汗臭老远就能闻到。村里将他作为“五保户”，让他住在林场“看山”。逝世前，细球爷已病卧月余，大小便失禁，衣服、被褥和床单全被弄脏，且全身长满虱子。林场离我家不远。细球爷病重期间，母亲抽空上山看过几次，还特意送过细球爷最爱吃的糯米汤圆。细球爷逝世后，林场的人都不敢动手，有的躲得远远的，看都不敢看一眼。一时间，没有亲人的细球爷，逝后更衣入殓竟难住众人，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

母亲从村人口中听说这件事，就发一声喊：“逝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这样对待一个无后的孤老！”这天，赶到林场的村干部正为找不到净身穿衣之人发愁，母亲拨开众人说：“让我来吧！”她让人端来烧好的艾水，戴上口罩，为细球爷洗脸梳头，擦洗全身，为其换上干净的衣服。料理停当后，又对场长说：“拿块好白布过来，给细球爷盖上！”场长不知所措地摊着手，说那里去找白布呀，用条麻袋盖一下算了。母亲眉头一扬，指着场长说：“这种话也亏你说得出口！”便疾步下山。回到家时，正碰着细姑。得知母亲想法，细姑瞪着眼说：“姐啊，细球爷也不是我们亲戚，您管这些做什么！”母亲说：“细球爷健在时帮我们挑过谷把，他无儿无女，死了连块遮脸的布都没有，我看不下去！” 细姑叹息一声，帮母亲找出一床旧被单，母亲却很坚决地摆着手说：“这个不行！”细姑当然不会知道，她找出的这床被单，是我从学校带回来的大红牡丹被单。这床被单经过母亲年复一年的浆洗捶打，已经变得破旧不堪。

母亲从箱子里挑上一卷洁白的细布，送到林场给细球爷盖上。

一生邋遢、没有后人的细球爷，终于在他逝后，体体面面地告别人世。

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对母亲的大义赞叹不已。因为这件事，“王娘”的名字传得更响。

五

“转正”后的第四年，我被调到了县教委，妻儿也随之进城。而已步入暮年的母亲，依然与父亲生活在我的出生地，仍然保持着他们往日的生活节奏，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勤扒苦做。

伴随我十年民师岁月的红被单，让母亲换下，从此没有再用。但我后来发现这床打有多个补丁的被单，铺在母亲的床上。我“转正”后，特意嘱咐妻子为母亲买了两床新被单。

有年我和妻子回家赶母亲的生日，恰巧几位朋友也去了。大家走进母亲的房间，嘘寒问暖。谈笑声中，我无意间看到母亲床上仍然铺着我曾用过的那床被单。被面上，又新增了不少补丁。

客人走后，我责备母亲说：“家里不是还有新被单吗？这么破旧的东西还铺在床上，让人看了多不好！”

站在一旁的父亲听我这样说，就有些生气起来。“我看你是忘了本了！老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床被单你在学校睡得，现在我们睡就丢你的人了？”

母亲却说：“伢儿说得对！这床被单确实太破，好人好客，实在丢人，以后不用了！”又说，“我做鞋底正缺布料，这床被单正好派上用场！”

后来我每次回家，父母床上果然没有再铺这床被单。我想，那床被单肯定是让母亲做鞋用了。

在村里，母亲的针线活儿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做布鞋，她不仅针脚细密，鞋底纳得异常结实，而且鞋样做得好，穿在脚上既美观又舒适。至今，我还留着母亲的布鞋。

父亲晚年体弱多病。我放心不下，曾想把二老接到身边。父亲不同意。他说不习惯住城里的集资楼，住着像坐牢，没有地方去。母亲更是不同意。她说：“我要是住你那地方，光上楼梯就把我累死，我才不去！”又安慰我说，“你只管一心一意做公家的事，不要三天两头往家跑，这样人家会说话的！”

因为有母亲，多病的父亲我就少了许多担忧。那几年，我常被抽到省市“借用”，有时三两月没有回家。

八年前的那个秋天，我经历了“从政”后的首次挫折，“拍桌子骂校长”的场面再次上演。机关非学校，人际关系复杂，原本称兄道弟的人趁机离间，落井下石，让我一时倍感凄凉。

就在这当口，国庆节后的第六天，从老家传来母亲中风的消息。一时间，我的屈辱化为泡影，心里只有四个字：“救治母亲！”我急速赶回家中，发现母亲躺在床上不醒人事。父亲拄着棍子，坐在床前直抹眼泪。

那年的国庆长假，天气干燥。收割了的晚稻田，滚动着燥人的热浪。每年这时候，母亲下田捡谷。家里养了十几只鸡，母亲捡谷即可备下鸡的饲料。那时的母亲年过七旬，她一捡就是一上午，再热也不喝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俯着身子。毫无疑问，这样的劳累对她的健康极有损害。父亲曾三番五次劝她别去，她不听。这天母亲捡谷捡到中午才回，草草吃点东西，提着篮子又出门去。父亲追上去说：“天这么热，你不要去了！”母亲挥着手说：“我去捡捡就回来！”刚刚走出村口，便身子一晃，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幸好被邻居四娘和香梅发现，及时将母亲抬了回来。

危急时刻，我突然有了母亲曾经有过的镇定，迅速叫来了村里的医生和邻村的郎中进行会诊，很快诊断出了母亲的中风系“脑梗阻”所致，当即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西医输液和中医针灸同时进行。经过两个多月的中西治疗，昏迷半个多月的母亲竟然神奇生还，康复如初。

那段日子里，“救治母亲”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力量。为母亲求医问药、病床看护、换洗尿布，替父亲分担忧伤，帮妻子忙里忙外，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经历了那场劫难，一家人把母亲看得更重了。她是“两世人”。能活着，就是奇迹；能与父亲相依为命，就是幸福。

母亲康复后，父亲的哮喘病却越来越重了。我每次回家叫医诊治，守候看护，母亲总要催促我早点回去上班。“你是干部，不要耽搁太多，误了公家的事！”如果父亲病有好转我仍待在家里，母亲就会诧异，就会怀疑他们的儿子跟单位头头吵了架，违犯纪律被开除了。我知道，退伍那年“拍桌子骂校长”，至今还让母亲担忧。我更知道，我只有彻底改掉臭脾气，“好好当干部”，母亲才会活得自在，才有精神寄托。否则，一旦没有了寄托，她，还有父亲，就会精神崩溃，他们年迈体弱的身体就会百病齐来。

所以，每次回家，我都做出开心的样子，都要编出一些故事，说最近又干出成绩受到领导表扬了。母亲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信以为真，乐得眉开眼笑，比我捎带水果点心之类的东西都要高兴。

其实这多年来，我的仕途曲折暗淡。我本非官场中人，对逢场作戏、尔虞我诈、冷血自保的“官场规则”极其反感。我可以在彻头彻尾的虚假应酬中强迫自己哼哼哈哈随波逐流，但在大是大非的节骨眼上总会身不由已“原形毕露”，不惜冲撞胜似铜墙铁壁的“官场潜规则”，最终成为机关的“异类”。早在八年前，我就是一介无人问津的“官场闲人”了。

这些事，当然不能对二老讲，尤其不能对母亲讲。有一次，父亲在我汇报了“领导表扬”之后，神情严肃地告诫我说：“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不能收受人家的贿赂。”父亲这话，我听来不是滋味,因此一开口便道了实情：“这个您放心，我现在就是问人要，也没人给啊！”母亲一听便警觉起来，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是不是又犯上了倔脾气，得罪了什么人，我解释半天才让老人放下心来。

前年六月，父亲去世。料理好父亲后事，我想把母亲接到县城，母亲没有同意。她依然生活在乡下，生活在她留恋的地方。

从此，双休日回家探母，就成了我的生活主题。每次回家，我都要捎上母亲爱吃的东西。

但是母亲，不再有往日的精神。原本健谈的她，不爱说话了；原本极爱干净的她，不注意讲卫生了；原本麻利的脚手，也变得迟钝起来。父亲逝后的前半年，我每次回家，她都坐在堂屋里的一个固定的地方，望着父亲收工的路。这之后，她每天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坐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常常发现她睡到上午十一点多还没有起床。

去年腊月，我和妻子商量，想把母亲接到县城过年。腊月二十六日，我腾好母亲住的房间，与妻子一起租车接母。可是赶到乡下老屋，母亲却说：“不去，不去！”妻子不甘心，又请出同村的宝玉娘出面劝说，母亲仍是不依。我不好违拗老人的意愿，几番劝说无果，只得作罢。腊月二十九，我赶回乡下陪母亲过年。

大年初二，母亲起床后晕倒，手被摔破的电视机划伤。在此情况下，我和妻子不由分说，硬是将她接到县城。我本想母亲在她有生之年，好好享受孩子们的孝敬，却没想到老人仅在城里住了四十天，就去世了。

母亲逝世后，我和妻子清理老人遗物，发现我们先前买给她的新衣服、新被子和新鞋等物，都原封未动地放在箱子里。

在箱子的底层，我发现了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单。

这正是母亲为我铺下的伴我十年民师岁月的红被单。

这正是那年母亲生日我不让用，母亲答应做鞋底布料的被单！

这床被单，缀满了母亲的一针一线。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补丁，补了一层又一层，占去了大半个被面。

正是这床缀满补丁的被单，曾经抚平了我的青春叛逆，安静了我的浮躁迷茫，鼓励着我年复一年挑灯夜读，见证了我一跃而起的命运转机。

天国里的母亲啊，这是您留给我的，生命底色；也是您这一生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

（本文原载《散文选刊•下半月》原创版2013年第8期，发表时题目改为《兵娘》。黄冈大型文学刊物《问鼎》21期全文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