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记者，作家，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会员，建阳考亭文学书画研究院研究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福建日报，生活创造，福建公安，武夷文学等发表各类作品20多万字，2012年出版《朱熹传奇》专著，先后多次被评为南平，建阳优秀记者，多次获新闻奖。

朱熹是继孔子以后，中国十二世纪（南宋）以来，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当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高度评价朱熹：“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二者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者堪与伦比。”著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这样判断：“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毛主席对朱熹著作的《楚辞集注》一书评价：“这是一本好书。”并作为国宝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时，引用朱熹的诗歌【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风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可见中国历代领导人对朱熹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朱熹知漳州时为白云岩紫阳书院撰写的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上看。”将儒者肩负社会道义，两袖清风，可昭日月；读万卷、品万物、识时局，身在书斋，心系天下的要求，作为了今天党员干部的镜鉴。

朱子之学，乃孔孟之道，儒家之说。儒家之学到汉以后，似乎断绝，至宋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又继承儒家学说，而朱熹毕身致力于儒家经典学术的研究，集前古思想文化之大成。又糅合儒、释、道，致广大，集精微，综罗百代。他一生著作丰富，涉及儒学、佛学、道学、历史、地理、教育等诸多学派。由他编纂的《四书集注》等理学经典著作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朝代皇家朝廷钦点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元朝朝廷诏令科举考试科目为“明经”，“经义”二问，皆由朱熹所定的“四书”出题，立论不能超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范围，经义一道，《易经》用朱子《本义》，《诗经》用朱子《集传》，《书经》用蔡沈《集传》，《春秋》用“三传”以胡安国《春秋传》。五经三传为朱子学者的著作。由此《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三传成为法定教科书，为元、明、清三代学者的必读课本。于是此后数百年，文官考试皆不出朱子学的界限。朱子学成为中国官方御用哲学，支配中国思想文化达七百年之久。

朱熹一生致力于筑馆授徒讲学，传播儒家学说，游历大半中国，足迹遍及江南许多知名书院，收授弟子门人无数。明代著名学者戴铣在所著《朱子实纪》中记载：朱子门人319人，而号称高弟并有著述者68人，录有问答者71人，仅有姓字邑爵者180人。而现代研究朱学的著名作者陈荣捷的最新研究成果《朱子门人》一书中记载：朱门弟子467人，未及门而私淑者21人，计488人。现在有人统计还达到511人。

笔者蜗居朱熹考亭书院附近生活工作近40年，潜心研究朱熹20多年，曾经出版《朱熹传奇》，对朱熹一生作个简要介绍，但余兴未尽。对朱熹去世后，朱熹学说如何传承，传承脉络走向，朱子学如何发展，朱熹弟子分布情况如何？要再作分晓。笔者收集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主要记载南宋以后及、元、明、清三代比较有影响的81位朱熹弟子门人及朱子后学和弟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对朱子学发展趋向，传承脉络作个阐述。如：朱子学嫡传—黄干，朱子学干城—蔡元定、蔡沈及蔡氏九儒，朱子学羽翼—陈淳，朱子学衣钵传人—李燔，程朱理学修正者—黄震，朱子学双翼—真德秀、魏了翁等，对他们的主要生平事迹，同时，对元、明、清三朝朱子学发展及其朱子后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作了概括阐述。这81位先贤都一生推崇朱子学，信奉孔孟之道，儒家经典著作，以“忠、孝、礼、智、信”为人生准则，忠君、爱国、重民、重视教育，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则辅佐君王，用朱子学说治国安邦，镇守一方，造福百姓，入则隐居山林，筑馆讲学，著书立说，传承弘扬朱子学说，圣贤之道，使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绵绵不息。

目录

第一章、南宋朱子后学

朱学嫡传—黄榦

金华四君子

朱学干城—蔡元定、蔡沈

众星护道

振兴朱子学首功——刘爚

辅广千里赴师

朱子学衣钵传人——李燔

坚强捍卫者、朱子学羽翼——陈淳

朱子学双翼—真德秀、魏了翁

存统卫道

编纂《朱子语录》为朱子立言传说

朱子学的第二、三、四代传人

金华朱子学的第二、三、四代传人

浙东、浙中的朱子学第二、三、四代传人

徽州朱子学的第二、三、四代传人

闽中朱子学的第二、三、四代传人

第二章、元朝朱子学播及全国

北方理学传授者——赵复

元代三大儒——许衡、刘因、吴澄

元代理学开创者——姚枢

具有民族气节的朱子后学

第三章、明代朱子学的中兴之路

明代一代之宗——宋濂

神机妙算——刘伯温

杨荣参订《四书性理大全》

明代前期朱子学

明代朱子学第一人

明代中后期朱子学的延续

陈琛论阴阳卫道学

张岳力斥王阳明心学

林希元的有体有用理学精神

晚明朱学——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

第四章、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黄道周糅合朱陆发展朱学

李光地开启清初朱子学

张伯行极力提倡朱子学

朱子学世家——蔡世远

兰鼎元折中朱学汉学

童能灵朱陆早同晚异

清中期朱子学命运多舛

天下第一流人物——雷鋐

孟考功——孟超然

理学修行——陈庚焕

“知礼成性”——阴承方

第五章、清末民初朱子学走向趋势

姚门四杰——东发树

义理巨擘——唐鉴

道光儒宗——倭仁

理学重臣——曾国藩

洋务派代表——张之洞

清代朱子学在宗朱思潮中悄然变化

典型的尊奉朱子学——陆陇其

“三不朽”——孙奇逢

明体适用——李颙

实践朱学理论倡导者——汤斌

王懋竑精心编纂《朱子年谱》

后记

附录：朱熹弟子门人

附录：朱熹年谱

第一章南宋朱子后学

南宋后期，朱熹弟子门人及后学门经受住了“庆元党禁”的严峻考验，朱熹弟子刘爚“伪学禁，爚从熹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辅广坚定不移跟随朱熹，“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

黄士毅“徒步入闽，师事朱熹，朱熹令其日观一书，夜叩所见，告以静生勿念，唤醒勿昏。居数月，授以《大学章句》而归。”

朱熹去世后，为恢复朱子学派的地位，为存统卫道，为争取朱子学的正统，朱熹弟子们到处奔波呼吁，宣传朱子学说，朱熹弟子及门人黄榦、刘爚、真德秀、魏了翁等奋斗了几十年，直到宋理宗时，朱熹学派的合法地位才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朱子学说也最终取得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同时，朱熹殁后，朱熹弟子及门人纷纷回到各地，筑馆广招弟子，继承发扬朱子学说，著书立说，发表自己见解，有的还形成自己的学派，如金华学派，双峰学派，北溪学派,东发学派等等。到嘉定年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朱熹一些弟子门人相继复职或被朝廷重用，如黄榦任浙江临川县令，刘爚任国子司业，潘时举任国子正录等，使他们能理直气壮地维护朱熹学说，阐述理学道统。传承发扬朱子学。黄榦等利用任职机会，每到一地，传播朱子学说，聚徒讲学，将朱子学扩散到全国各地，同时，也将朱子学传给弟子，弟子传弟子，甚至二传、三传、四传，在传承中，还有交叉互传，使朱子学学脉传承不绝，弘扬发展。

一、朱学嫡传——黄榦

【朱熹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宋人黄震这样评价黄榦：“独勉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负荷。”清人兰鼎元说：“勉斋明睿端庄，造诣纯笃，朱子所望以传道，而勉斋卒能得其传。”】

在朱熹弟子和门人中，黄榦是最忠于朱熹的，而朱熹对黄榦也很倚重，他不在时，委托黄榦替他讲课，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黄榦为妻。晚年将自己著作遗增给黄榦，并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在学术上，黄榦虽没有其它弟子门人那么出色，但在发扬和传承朱子理学上，黄榦不遗余力地发扬和传承，自号是朱熹的嫡嗣，事实上，黄榦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并得到后世的认可。

宋人黄震说：“晦翁既殁，门人中闽中则有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门人号高弟者，遍于闽、浙与江东，独勉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负荷。同门有误解，勉斋一一辩明。”（《日钞》）宋人袁橦也说：“朱子门人当宝庆、绍定间，不敢以师之所传为别录，以黄公勉斋在也。……顾门户异同，从不出勉斋之口，抑且当勉斋之存使人不敢竞门户。”

清人兰鼎元说：“勉斋明睿端庄，造诣纯笃，朱子所望以传道，而勉斋卒能得其传。”（《兰鹿洲全集》）

黄榦字直卿，号勉斋，学者称勉斋先生，福建长乐人，后迁居闽侯。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卒于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享年71岁。

据宋史记载：黄榦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黄瑀官至监察御史。黄榦历任浙江嘉兴酒库、浙江临川县令、江西新淦县令、湖北汉阳知州、安徽安庆知府等。黄榦为官清廉，勤于职守，多有政绩，主张抗金，在汉阳、安庆任内，招募壮勇，巡视城防，修城、赈饥、听讼、崇儒讲学未尝少辍。

黄榦在任临川县令期间，就在郡学开始讲授朱子理学，嘉定七年（1214），他在汉阳军任上撰写《徽州朱文公祠记》，阐明理学道统。嘉定八年二月，撰写《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阐明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嘉定九年，黄榦撰写《汉阳军五先生祠记》，强调“要使此之士知道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而“尊其人，读其书，明其道”。同年，黄榦主管武夷冲佑观之际，赴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讲述朱熹生平“教人之意”和“教人之方”。

嘉定榦年，黄榦任安庆知府，他在安庆筑城期间，早上五更坐堂布置本日筑城事，随后处理政事，与下属讲究边防利弊，之后出衙门督视城役，晚上入书院讲论经史，天天如此。

据《宋史黄榦传》记载：“调嘉兴石门酒库，改知新淦县。所至以重庠序先教养。其在汉阳，即郡州后栖凤山为屋，馆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知安庆府，至金人破光山城，安庆以备战守，巡城视役。晚则入书院讲经论史。金人破诸关，独安庆安堵如故。除大理丞，不拜。为御史李楠所劾，于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着书，日不暇给。”

嘉定十一年四月，黄榦奉旨依旧知安庆府，不就，入庐山访同门李燔、陈宓，并于白鹿洞书院讲学；十二月，主管武夷冲佑观，设局于建阳考亭，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聚徒授业，讲授朱子学。嘉定十二年四月抵建阳，十月返家乡福州。嘉定十三年致仕不出，此后专事讲学，弟子日盛。嘉定十四年，黄榦去世。

黄榦从25岁跟随朱熹学习理学，至朱熹卒，始终追随朱熹左右。“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无虑数百人，独勉斋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清张伯行《黄勉斋文集序》）《宋史》记载：“父殁，榦（时年25岁）往见刘清之。清之奇之，因命受业朱熹（淳熙三年1176年），时大雪，既至而朱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两月，而熹始归。榦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椅，或至达曙。尝诣东莱吕祖谦，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朱熹与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第三女）妻榦。监台州酒务。丁母忧，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熹作竹林精舍成，贻榦书，有他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及编《礼书》，独以丧祭二篇属干，稿成，熹见而喜。疾革，以深衣及所著书属干，手书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讣闻，榦持心丧三年。”（《宋史》）

从黄榦一生最后二十年情况看，他无论是为官，还是讲学，都始终捍卫朱熹道统，他在晚年编撰《朱子行状》，综述朱熹一生，全面论述朱熹的学问、道德。“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为舍加损也。”把朱熹看作是万世宗师，把朱熹提到崇高的地位。

黄榦还具体论述朱熹的为学，为道，著述讲学及其平常生活细节，“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暝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念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而则，自少至老……未尝有须臾之离也。”对于朱熹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黄榦给予充分的评价：“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着。……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把朱熹的思想和理学提高到绝对的高度。

在朱子学研究上，黄榦最能获得师传，对朱熹理学领悟最深。“具体而微者也”；对于朱熹的著作，“纂集考订之功居多”，“文公早知其足任吾道之托，而先生果能不愧负荷。”

黄榦在讲到自己学习朱熹理学的体会和传承说：“《大学》……且守师言，就本领上看尤为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说，然其间亦难看，更以格字、致字、诚字、正字、修字与明字相参见分晓、方理会先生旨意。”（《黄勉斋先生文集》）

“人不知理义，则无以自别于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过情欲利害之间，甚至三纲沦，九法败，亦将何所不至。” （《黄勉斋先生文集》）

“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为学最守师说，每每称：“具持师说”，“先师言之详矣”等等。可见黄榦最忠实朱熹的思想，最得朱熹理学的真谛。

黄榦在继承和发扬朱熹的理学上，提出“有体有用论”“认识论”“有体有用论”“人性论”的自己哲学观点和思想。

朱熹的理学中，太极是哲学的主要范畴，黄干把太极看成宇宙的本体。“有太极分阴分阳，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人物生。”（《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虽然固守师说，但对朱熹思想有所发挥，他认为，道之体不是一，而是二。黄榦指出，先有太极然后分出阴阳二气，有阴阳二气就产生出金、木、水、火、土。太极、阴阳、五行结合产生人与物。即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道（即太极、理）之本体是二，不是在二之前加上一个一，这是对理学的一个创新，也是对朱熹理学的一个发展。

“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老氏之所谓道也，非吾儒之所谓道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尝在一之先？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见。一静一动，一昼一夜，以至于以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往而非二也。因阴阳之二而反求之太极，所以为阴阳者，亦不出乎二也。如是则二者，道之本体也。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不二哉。”（《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基于这种“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不二哉。”的思想，坚持并发展了朱熹的一分为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黄榦指出；“天下之物无独必有二，若只生一，则是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尝在一之先？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生二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提出；“天下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只有一而没有二的，道就是一阴一阳，是一分为二的运动。太极中包涵有阴阳两方面，所以能生出两仪。其它诸如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等都是一分为二的表现。”因而总括世界的“道”也是一分为二的。正因为事物都有二，所以“物各有始终，未有始而无终，有终而无始者，”“无物不变。”

黄榦还具体分析了太极、阴阳、五行相结合而产生人和万物的情况。

“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黄勉斋先生文集》）

在黄榦看来，万物本体上说只是一太极，此太极就是性，因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万物都是一样。黄干和朱熹一样，都认为太极体现为万物，一物有一太极，一物有一性，所以万物又不一样，表现出千差万别的事物。太极就是性。那么性是什么呢？

“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把万物之性、人之性都看作是“理”，人和万物都离不开理，是理产生的，都体现了理，而理由属于天，所以又叫作“天理”，而万物之理又在人性中，所以又属于人，一切归于天理，这就是道学家的共同点，黄干的哲学体系和朱熹一样，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黄榦也讲有物有则，则是人伦理道德关系。“有物有则，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类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当然之则，如耳聪、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是也。然此当然之则，固无物不体而此理之妙，实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禀此有常之性，所以因事接物皆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谓美德，即所谓物之则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不仅如此，黄榦还用道之体用关系来说明朱熹的理一分殊的原理。“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提出：道有体用两个方面。体者一本，是万殊之本，盛大而无所不包，是统体万物之太极，没有比它更大的东西，用着万殊，是体之分，太极体现在万物之中，成为万物之理，好像千支万派的川河，尽管在哪里流行。如果说，在朱熹哪里是强调理（即太极）如何演化万物世界的图式，偏重抽象理论的论证，那么在黄榦哪里，则是强调用“力行”伦理道德的修炼来体现理，偏重于理的应用方面，这也是黄干对朱熹理学的重要发展。

在黄榦的宇宙观中，关于鬼神的解释也是继承朱熹的，而朱熹是继承张载的。黄榦和朱熹一样，用“气”的散开流行来解释所谓鬼神，包涵了某些唯物主义的因素。

“祭祀鬼神，……祖考之气虽散，而所以为祖考之气，未尝不流行于天地之间。祖考之精神虽亡，而吾之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为祖考之气。神气交感，则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盖有必然而不能无者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黄榦基于他对理的体会和体用思想，认为日用常行，到处都是理。黄干更偏重于道的应用方面，他认为理的本体要体现在用上，这样才不会使体用割裂。他说；“形而上则超乎事物之表，专指事物之理而言也。洒扫应对事虽至粗，然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至理。……不但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虽至小之事亦有之理，故曰理无大小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因为理体现在日用常行中，本来一些高深难解释的哲学范畴，黄榦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去解释，就十分明白了。“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无妄便是诚者之天道，不欺便是诚者人之道。”“人之所以至于仁，则以为无私而皆当理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宋代学者从思孟学派以至程朱，一般都把诚理解为万物的本体，黄榦则解释为无妄、不欺，即不假、不偏。忠诚老实叫做诚。黄榦把“仁”说成是“无私而皆当理”。

黄榦认为道有大道小道，大道即三纲五常，小道，指农圃医卜等人对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亦即具体事物之理。“小道之不可致远者。圣人之道，自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于夫参天地、赞化育无适而不通也。农圃医卜之属之道，施之目前浅近不为无益，然求如其圣人之道无所不通，则不可也。”（《黄勉斋先生文集》）

在认识论上，黄首先提出“物格知至”的命题。黄榦认为“物格”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都能够推想得明白透澈；“知至”是指人们的知识富足，没有什么不知的。人们的认识达到这样程度，则“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因为“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又由于性即理，心中具有万事万物之理，“物格知至”，就能达到心中之理全然明白。其次，黄榦提出“穷理致知”的命题，黄榦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了解整个世界事物之理，穷理就是要穷尽天下万事万物。但是，天下事物之理多至不可胜数，尽我们毕身精力也不能件件都穷得，因而必须用致知功夫才行。致知是指从已知之理推及未知之理，只要已知之理积累很多，就可以穷尽未知之理。

“万物之理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

人们的知识的确有许多是从推理得来的。黄榦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其次，黄榦提出“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的原理。“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间厉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在黄榦看来，致知能更好持敬，持敬也能更好地致知。致知于持敬不能相互分离，他们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黄榦在认识论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了。致知是见理，持敬是存心。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搏而反约哉。”

由此可见，黄榦的认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上，而是讲体察圣贤言语。第三，黄榦提出“默认实体”的修养认识原则。“致知非易事，须要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譊譊，而真实体段不能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

黄榦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容易受外界事物蒙蔽，因而闻见之知不可靠，而只有义理为心之主才可靠，需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用义理之心去默识体认天理，方才对万事万物的理有所认识。若是一知半解，专从文字上去认识圣贤书上所讲的天理，终日高谈阔论，而真实体段原不曾识；其见不实，其说易差，于动静表里未能合一者，皆谈不上致知。

黄榦提出“致知力行”的认识原则。

“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天下之理无不实欲人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

黄榦认为，只讲致知不行，而要力行，而且力行要勇往直前，才能确实体会到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才能成全天命所赋于人的善性。黄榦的认识论的道德实践论，他的认识的目的是完善人的道德品质。不过，黄榦所讲的致知离不开力行，而且要勇往直前的力行，是有合理因素的。由此可见，在黄干看来，人的认识对象是天理所赋予的善性，认识的途径是内心体认善性，认识的方法是持敬。

黄榦人性论是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

在黄榦看来，理提现于物叫物理，提现于人叫人性。人性是天命所给，是上天以阴阳五行的理，交付于人。人得此理，修成仁、义、礼、智、信的美德，就是性。所以善是人之所固有的，人所固有而无不善，即性就是心，“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心性不能分为二物，“心便是性，性便是心”，“心之能为性情主宰者，以其虚灵知觉也。”

黄榦把人性区别为人心与道心。“人心发于形气之私，道心发于性命之正。……虽上知不能无人心，……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对而言，犹《易》之言器于道，孟子之言气于义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复微而难明，故当精以察之，则喜怒哀乐之间皆见其有当然之则，有当一以守之，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然后信守其中而不失也。”

黄榦认为，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的，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圣人也有喜怒哀乐，饥食渴饮之类；道心是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来的，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小人亦有仁义礼智之类。道心是至善的，而人心可善可不善。道心易受形气之私所蒙蔽，故微妙而难显现。人心易受形气之私支配，若放任自流，必定危害社会和自身安全，所以人心易危而易陷。因此，人们要当心，使喜怒哀乐适得其中，即符合仁义礼智。那么如何保持人性之善呢，黄干认为，首先要戒惧慎独，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于善，“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其次要知仁勇。知善力行，见善勇往直前。因为善于不善“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于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要诚，即事事真实无妄依理而行。